全球化除了我们金融制度、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还有一个技术的全球化。
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尽如人意，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平等对待。他认为，大量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充其量只回答了某某政策是否有用，而没有回答为什么有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了解消费》，牛津大学Clarendon出版社。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美国经济学会主席（2009）。还有人强调比例公平：每个人得到的，应该和他的付出成正比。《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
我们无法通过让已经很弱的政府变得更弱帮到穷人。安格斯·迪顿，出生于1945年10月19日，微观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爱丁堡Fettes学院，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其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民气和民力，是我们克服困难，构建繁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
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佣员工的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要少得多。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本文略作删减）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而成系统性风险。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过去高增长主靠大规模投资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 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我认为，去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对于如何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了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
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
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于成立的。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过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
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
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
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
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 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偏向，改善环境，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
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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